邹永成：邹永成的介绍

       邹永成的介绍

邹永成（1882--1955）湖南新化人。字器之。1904年加入华兴会。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三混成协管带。后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参与光复宝庆、新化。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组织民议社，任社长。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1948年后在长沙组织同盟会湖南联谊社。建国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

邹永成的个人其它信息

邹永成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

发布时间：2008-10-21　发布人：参事室 李传补

邹永成，字器之（1882—1955），湖南隆回罗洪乡人，著名学者邹汉勋之孙，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24年，孙中山特别指定他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组织中国同盟会湖南联谊社，积极从事和平解放湖南运动。解放后，被委任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　邹永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从小只爱剑术喜兵书。十四岁父亲去世后，他便离家远游，交结周叔川、陈天华等革命志士。1903年到武汉伯父邹代钧的舆地学社打工，更加广泛结纳天下豪杰，专门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在桂林蔡锷的随营学堂当学生，与黄兴、谭人凤、蔡锷等人发起筹建中国联盟会，后改为中国同盟会。　邹永成在辛亥革命中的特点和贡献，就是慷慨解囊，舍私为公，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他在武汉舆地学社做工期间，就以自己的工资周济贫穷的同志，大家都把他当战国时期的孟尝君看待。　1908年伯父邹代钧去世，正值辛亥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邹永成逃往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鉴于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方起义多次失败，邹永成与宋教仁、谭人凤等商议，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　他们雄心勃勃，从战略上来看，在长江流域发难，可四方辐射，直逼中原。但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一日无粮千兵散”这又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想尽了办法，辛辛苦苦，周游世界，在华侨中筹集了一些资金，但已在多次举动中消耗殆尽。

邹永成宁要革命，不要家财。他毅然将祖传100多石租的契子抵押给祖伯，得2000元，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做联络机关。

这点钱远远不够用，邹永成便与谭二式商量，物色一个会党朋友到族伯家去盗取宋朝遗留下来的传家宝——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可是连去三次未曾盗着。

有人对邹永成说，南洋印刷局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的地图，赚了很多钱，他堂兄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悉信，觉得有机可乘，便谎称是自己翻印，要堂兄莫告状。结果，谢祝轩给了他1000元，邹永成便带了这笔钱，与谢价僧赴武汉活动。

在当时炽热的武汉革命中心，这点钱仍然是杯水车薪，远不济用。革命同志一天只能喝上两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出外的衣服得轮流使用，其他开支更是捉襟见肘。如此下去，革命何以开展?　邹永成记得，蕲州三角山庵堂里有个金菩萨，若能弄到手，可换一笔钱充革命经费。一天夜晚下着大雨，邹永成与焦达峰、孙武等人赶到佛寺，趁着雨声掩护，掘墙入寺，将金菩萨抬了下来，但这尊金菩萨很重，五六个人也难以抬走，他们便想捶碎分运，捶了很久，才捶下一小块。响声惊醒了寺里和尚，一帮人手持棍棒，吆喝着向他们扑来。他们仓皇逃跑连行李都没来得及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邹永成竟想盗取伯母的金条。他要孙武找人配了麻醉药，放入自己买的一瓶上等葡萄酒内，携酒对伯母说：“侄儿明天要到日本去，特来向伯母告辞。”伯母对他热情备至，很快就炒了菜肴，同他一起喝酒。但是，酒喝完了，伯母只说：“这酒不好，有点上头。”并未昏倒。原来是闷药配得不好，效力不大。

其伯母的小儿子邹安众见堂兄出来，就挎上书包追喊：“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到汉口看戏？”这话被在门外接应的孙武听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问邹永成：“你弟弟在哪个学校读书。”邹永成说：“在黄鹤楼小学堂。”孙武大喜，说：“黄鹤楼小学的校长张振武是共进会员，与邓玉麟很熟，你同邓玉麟去找张校长，就说要带你那小弟到汉口看戏，然后要你伯母拿钱赎人。”邹永成不得已便叫弟弟邹永干与邓玉麟一起去找张校长，把堂弟邹安众骗出学堂，说是到汉口去看戏，将堂弟藏在日本租界旅馆。第二天，伯母不见儿子回来，就派四叔去向邹永成要人。邹永成提出要一笔大钱方可放人。经四叔从中反复调停，最后伯母无可奈何地交出800元，并对邹永成终生怀怨。

邹永成又卖掉了祖传的家藏图书，典当衣物首饰等家产，并多方向亲友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邹永成参与了光复长沙及宝庆、新化的组织工作。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急需经费。他别无办法，又打起岳父的主意来，其岳父罗伯夷在劝学所掌管金柜，他找岳父要钱。岳父说：“我没有。”邹永成指着金柜道：“您把金柜开开我看看。”岳父说：“那是公家的钱。”邹永成说：“不管是哪家的钱，我都要，以后加息奉还。您今天不给，我立即把金柜砸烂。”岳父无奈，只好气喘吁吁拿出200大洋，双手颤抖着交给女婿。但这点钱离义军的巨大军费开支差额还很大，于是他凭借广泛的社会世交等关系，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鼎力支持，如曾子亿先生就出赀800大洋。邹永成便以这些款项克充军饷等费，与邹价人、谢价僧、谭二式、张贯夫等领导人，率队伍光复了宝庆和新化。

谭人凤的人生经历

谭人凤，字有府，号石屏，晚年又自号雪髯。1860年(清咸丰十年庚申)农历八月初六出生于湖南新化八都石鼓塘湾老屋(今属隆回县鸭田公社南塘大队)。

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家庭世代务农，父亲谭忠宅及其六子一家，只有少许田土，力耕自食，勉可糊口。他因有兄弟的帮助，得以入学读书，并考取了秀才。他先娶新化水车毛田罗氏，生有子女四人，即长子德甲(一鸿)，次子德金(二式)，三子三星，早夭折，四女四巽。后娶扬州卞氏，又生子女四人，即五子德揖(五武)，六女德顺(六娃)，七女德宜 (七娥)，八子八骏，幼夭折。 36岁以前的谭人凤，以老秀才的身份，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一所福田小学，请了谢介僧等人担任教员，潜心文吏，未究时事。1895年偶遇[司乡邹价人经过，与谈古今中外事，皆闻所未闻，思想大有启发，因之一变而投身反清革命。我早年听乡里老辈讲过，谭人凤在家乡教书时，即以好骂出名，当地几个土豪劣绅，几乎被他骂遍了。他在朋友同志间也以好骂称．然而一骂之后，毫无成见，仍和好如初。他在地方很有威信，乡里人每有争议，必请他去排难解纷。在家庭里也很有威信，每早必持旱烟袋杆子敲侄辈的房门，喊他们起来出早工，常说：“三早当一工。”侄辈们跟他年纪差不多，都很敬畏他，乐于听命。

40岁以后，在1903年到1904年两年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小学堂，仍操粉笔生涯，但接触面比较广些。 据邹永成过去对我说，谭人凤在办福田小学的同时，即注意联络会党，召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在那里开山堂，取名卧龙山，他自己作山主。后来又在宝庆府城分设一个山堂，先后吸收李燮和、唐镜三、李洞天等多人加入。照谭人凤自己的活说．他当初搞帮会活动，是“抱部落主义以自雄”，尚未觉悟到献身关系民族前途的反清革命运动。

1904年暑假期间，有个朋友由日本归来，在县城里找到谭人凤，秘密告诉他：黄克强、宋教仁等将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在省城发难。从这年冬季起，他加紧在会党中进行活动，发展组织。他与周叔川由隆回赴桃源，转往辰沅，再赴常德，到处奔走联络，席不暇暖。第二年夏天，应他的老朋友、广西警察学堂总办曾叔式和随营学堂总办蔡松坡的电邀，带领三个学生去广西。到广西后；在警察学堂挂个文案名义，实际上是作食客。后听说李燮和、唐镜三在宝庆起义，他喜不自胜，特地带学生岳森回来相助。半路上遇见唐镜三，才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了。这时传闻宝庆官方将派兵勇到乡里来围捕，经过亲友殷勤相劝，才于1906年春离开县境，经宝庆到长沙，在草潮门新化中学堂任监督。

陈浴新1961年写的《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中，谈到谭人凤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暑假期间，常到长沙黎家坡遐岭庵来。呼他为“小友”。又谈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阳节，谭人凤召集湖南各地会党代表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游山会后几天－－九月十六，借庆祝黄兴30岁生日，与黄兴、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进一步联络会党。此说可疑。因为谭人风在《石叟牌词叙录》中说：“癸卯、甲辰(1903到1904年)二年间，余于邑城(新化)文场内办小学堂”，并没有提到他曾到过长沙，也未提到他举行游山会、组织华兴会的事。且1904年农历九月十六，是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失败日期，而不是发起成立的日期，它是先年九月十六黄兴30岁那天成立的。陈浴新所谓谭人凤1904年在岳麓山举行游山会，事关湖南近代史实，有待考证。 1906年8月，谭人凤离开长沙去南京，由南京而上海。12月到东京时，适逢同盟会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他也去参加了。会后，经先到东京的唐镜三恳切介绍，与黄兴相晤，畅谈两小时，决定加入同盟会。不久，萍、浏、醴大起义爆发，黄兴派他与周震鳞、洪春岩、何弼虞、宁调元、。胡瑛等回国谋响应。到长沙后，得知起义已失败，无计可施，又重返东京，入政法学校，插入五期班，时在1907年春。

同年12月，镇南关之役爆发，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亲临阵地参战。谭人凤得到民军占领镇南关的消息，估计大有可为，立即把儿子一鸿的官费折抵借百金，偕同志前往参战，以遂平生之志。他们到达时，战事已结束，民军早已撤走，满腔希望，顿化烟云。黄兴此时正苦于子弹缺乏，因谭与广东钦廉道道台郭人漳有旧，黄过去在广西也运动过郭，便托他往郭处求接济。谭人凤赶到郭人漳处，郭认为革命军事败，态度忽变，最后并悬赏捉拿他。他脱离虎口，跑到广州，转回香港。在港看到报载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起兵于河口，清军望风而溃，便情不自禁地割须改装再往，至则又是烟消云散了，空跑一趟，败兴而归。

1910年1月，同盟会南方支部运动广东新军起义已届成熟，黄兴从日本到香港，与赵声、倪映典筹划一切。黄兴走后，谭人凤接踵前往。结果新军起义以失败告终，他又一次怅然回到东京。 1911年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赵声之邀，由东京抵香港，当天晚上和黄、赵商谈广州起义计划。他认为两湖地当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征得黄、赵同意后，第二天即带2000元往上海，再到汉口，与居正、杨玉如等聚商于某旅社。

谭说：“余奉黄克强同志命，察看长江流域革命近况。并报告紧要消息。因黄同志与胡展堂(汉民)、赵伯先(声)诸兄均在香港，备省同志毕集，决定今春在广州起事。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旋交居正600元，又与孙武200元，告知广州起义汁划，希望相机策应。2月间，谭偕刘承烈到长沙后，在路边井某日本旅馆召集同志开会，到会的有文斐、曾杰、肖翼鲲、龙铁元、吴超征、洪荣圻、何陶等十余人。谭在会上报告，黄兴鉴于往者以会党、新军或防营谋举事，往往坐失机宜。乃改由吾党同志自行发难，而以防营、新军为应援。决定手农历三月间在广东起事，湖南当急谋响应。当时议定，刘文锦在马队任排长，运动军界由文锦担任；绅学界由文斐、曾杰进行运动；会党方面，由焦达峰担任；经费接济，由龙萸溪、龙铁元负责。焦达峰不在省垣，谭等了几天仍未见回，就回上海转香港去了。

黄花岗起义前夕，黄兴由香港秘密进入广州，在小东营机关部进行部署。谭人凤也由香港赶来参加。当讨论进攻计划时，他认为10路进攻，应有一人居中司指挥调度责任，不应同时都告奋勇。最好先炸毙李准，合攻督署，再由赵声从城外以新军进攻，内应外合，较易得手。这个建议，因时机迫促，未被采纳。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从广州脱险抵香港，在港稍事逗留，折返上海。5月初到汉口，与孙武、蒋翊武等多次会商，建议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通力合作，相辅相成。在谭人凤的策动下，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组成机关部，作为筹划武汉地区起义事宜的领导机关。

1912年，黄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说中赞扬他说：“……至于内地之布置，长江一带，谭人凤先生任之。谭先生身体多病，此时亦冒险力疾至鄂。” 1911年秋黄兴和谭人凤诗中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谭与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早有联系，武昌首义他是出了力的。

武昌起义前夕，10月8日，谭人凤由沪到南京，约集同志，商讨响应湖北发难问题。事后，他同居正一起去武汉，船过九江时，即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10月14日渡江入武昌，与黎元洪相晤。黎向他倾诉了一大堆困难，他责以大义，促速下令进击清军。第二天早上，民军步炮各队大批过江进攻，清军不支，狼狈败退。商民欢声雷动，满街燃放鞭炮庆祝。经此一战后，士气愈旺，形势大变。

10月22日夜，长沙新军反正消息传到武汉，谭人凤立即向都督府请领快枪2000支，派任震运送回湘。两天后，他自己乘轮回湘，到长沙后，发现焦达峰的都督府一片混乱，立宪派组织了一个参议院总揽全权，焦达峰遇事受挟制。谭人凤看到了这个不正常情况，以外援事急，只好隐忍，而着重于敦促出兵援鄂。他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当场写了一首军歌激励士气，歌词是这样的：“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

不料王隆中刚率新军一部到湖北去，3天后，就发生了焦达峰、陈作新被害事件，立宪派篡夺了湖南的政权，谭延闿作了都督。这时，光复各省电促派代表往湖北开会，他与邹价人、廖笏堂、刘揆一被举为代表，于11月24日到达武汉。到武汉后，他与邹价人等赴王隆中军中演说，勉励大家奋勇杀敌。不久，黄兴离开武汉东下，准备进攻南京。黄兴走后，黎元洪打算退往葛店，武昌情况危急。革命党人推举谭人风以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支撑危局，秩序稍为安定，不久，黎元洪也回来了。

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武昌集会，会上，推举新到会的谭人凤为临时议长。经过讨论，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随后，黎元洪遣人送到公文及旅费，委派谭人凤为议和代表，促赴上海、南京与会。他于12月26日到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这时，会议已在南京进行半个月了，正准备选举临时大总统。谭人凤曾在各省代表会上倡议举黎元洪为总统，但开票结果，孙中山在17票中以16票当选，黄兴得一票，无有及黎者。他一面参与各省代表的集会，一面仍以北面招讨使名义，在上海组织机关，准备北伐。但是，所谓招讨使者，是个空架子，唯一的兵力就是他的儿子二式从湖南带去的两营人。 谭人凤到东京不久，就结识了宋教仁。章太炎撰《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说他”与孙、黄好尚异，独重桃源宋教仁，以为隽才。”这是事实。

1910年春，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宋教仁深为叹息，经常找谭人凤商量整顿办法，谭这时与新从国内来的邹价人、邹永成等同住在东京神田区。经过磋商后，他们向同盟会建议三策：一、在北方举事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举事为中策；三、在边疆举事为下策。后又决定以中策为上策，组织长江机关付诸实施。邹永成后来对我说过，他们在东京时，计划把新化县的锑矿专卖权卖给日本商人，以所得手续费作长江机关的活动经费。他说这个办法是邹价人想出来的，当时推宋教仁向日本交涉，他和张斗枢回新化与矿商接洽。他们回国后，还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一家广惠矿务公司，以便办理此事。

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医院疗伤，日唯以“报吾良友之仇”为念。5月18日，赵声忧愤致死，黄受刺激更深，时刻想到要去暗杀李准等清朝悍吏，“以酬死事诸君，庶于心稍安”。谭人凤这时在香港，极力劝阻，事后又邮电力阻，黄均不为稍动。宋教仁也是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的，对此次事败悲怆满怀，无限伤感。他和潭人凤以及其他同志，鉴于这次失败的沉痛教训，即时把握川、鄂、湘各省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有利时机，决定组织力量，重振旗鼓。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谭人凤、陈英士(其美)等29人，在上海湖州会馆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会，谭人凤起草成立宣言，指出：“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帮，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在这次成立会上，谭人风被推为总务干事，兼负交通部之责，两天后又被选为总务会议议长。他随即往湖北组织分会，对文学社、共进会成员多方开导，晓以大义，因而出现了尔后团结对敌的合作局面。

1913年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大招袁世凯之忌。谭人凤在武汉相晤时劝他注意戒备，免遭暗算。宋不以为意。3月20日，袁世凯果然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两天后宋伤重殒命。谭人凤万分悲痛，亲撰挽联：“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宋教仁死后，谭人凤办理丧葬事宜，照料遗族生活，计划周详，煞费苦心，极其奠重牺牲的亡友。 宋案发生后，谭人凤离开北京到上海，其时刺杀凶手武士英已被捕获在押，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丞的往返函电，也在应家搜获，可说铁证如山。他向孙中山、黄兴询问主张，孙说，若有两师兵，我当亲率问罪。黄说，此案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他反驳说：“孙先生之说空谈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说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谭人凤当时主张遣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个主张也是行不通的。在这以后，他往北京见袁世凯，往武昌见黎元洪，想进行调整，结果又是枉费心机。

1913年7月7日，谭人凤奉黄兴之命自上海返湘，与谭延闿面商，告以南京将宣布反袁独立，届时湖南应迅速响应。

7月15日，南京宣布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章士钊任秘书长，通电各省，希望同张义帜。经过谭人凤一番策动，多数下层党人奔走呼号，谭延闿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得不于17日召开全体会议，用省议会名义发出通电，宣布湖南独立。但到各省讨袁军事相继失利时，他见风使舵，于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谭人凤、熊克武等。北京陆军部的通缉名单上，把谭人凤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在袁世凯的罗网下，国内已无容身之地，他被迫出走，亡命日本。抵日后，卜居于福冈县筑紫郡中之太宰府町，改姓名为林泉逸，以避袁探和日本新闻记者的耳目。直到袁世凯毙命后，才由日本回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过从密切，共同商讨袁贼死后的斗争形势问题。翌年4月，黄兴国葬于长沙岳麓山，谭人凤专程返湘，参加国葬仪式。

1920年4月24日(农历三月初六)，谭人凤病逝于上海，终年60岁。长子一鸿扶柩返里，葬于新化县文田镇茅田村。

武昌起义为何选黎元洪为都督

坚持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

　　　　在此前两年，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坚定遵守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均有馈赠。就在袁氏称帝这年，袁送黎之礼品用红帖书 “赏武义亲王”，黎怒而拒收。第二天，袁自称“姻愚弟”，黎才收了。

　　　　纵观黎元洪一生，身不由己当了几回傀儡。但这一回真的硬梆起来。人称“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诸事上是那么坚决，可见其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旧军人，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倾向共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

　　

　　以次纪念 辛亥革命95周年,排满共和大英雄黎元洪万岁！！！

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

据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第8辑（1955年台北版）所附代表名单抄列如下：

大会代表名单

广东 廖仲恺邓泽如 陈树人冯自由谢英伯胡文灿

广西 刘崛 苏无涯 覃超 蒙卓山 施正甫

福建 刘通 丁超五 黄韫业 林严生 林黄卷 许卓然

云南 李宗黄 杨友棠 胡盈川 周自得 杨华磬 刘国祥

湖南 和潜 谭延闿 陈嘉佑 李执中 谢普 刘况林祖涵罗迈邹永成夏曦袁达时毛泽东

江西 肖炳章 彭素民 王恒 徐苏中 周道腴 胡谦赵斡 刘伯伦 洪宏文

浙江 杭辛斋 沈定一 戴传贤 戴任 胡公冕 宣中华

贵洲 周仲良 李亢著 王度 凌霄 韦杵 简书

直隶 王法勤 于树德李永声 韩麟符 于兰渚 陈镜湖

山西 王用宾 刘盥训 刘景新 邓鸿业 苗培成 赵连登

陕西 于右任 焦易堂 路孝忱 江伟藩

山东 王乐平 丁惟汾张苇村 王尽美 杨泰峰孟广浩

江苏 茅祖权 刘云昭 狄侃 朱季恂 张凌霄 顾子扬

安微 柏文蔚 张秋白 陈独秀 李次宋 曹似冰 杨虎

四川 杨庶堪 赵铁侨 谢持 刘泳恺 刘泉如

湖北 刘成禹 詹大悲 夏声 刘芬 张知本 孙镜

河南 刘荣棠 张善与 丁骞 李衡 王传恕 王友梅赵峻 薜广汉

奉天 朱霁青 祁耿寰 宁武 王秉谦

吉林 李希莲 董耕云 徐青和 张普 李忠选 赵志超

黑龙江 田铭璋乔根傅汝霖龚德宣常毓X 韩喜亭

甘肃 施世昌 张宸枢

新疆 张凤九

西藏 乌勒吉

蒙古 恩克巴图 克兴额 白云梯

广州特别区 孙科 吴铁城 覃平山 方瑞麟董维陈竞西

上海特别区 叶楚仓 何世桢 伏彪 黄怺台 张拱辰谭惟洋白 朱之洪

北京特别区 谭熙鸿 李守常 石英 延琪祺 许宝驹谭克敏

汉口特别区 居正 李法 彭介石 李能至 廖乾五（李能至即李立三）

海外华侨代表

澳洲雪梨支部 黄右公

越南支部 冯苇渔

加拿大支部 黄季陆

越南河内支部 陈觉梦

暹罗支部 肖佛成

美国三藩市支部 刘芦隐

菲律宾怡朗支部 杨挺秀

檀香山支部 刘福珠

巴城支部 李国瑞

墨西哥支部 余和鸿

芙蓉支部 肖振堂

缅甸仰光支部 黄德源

西贡总支部 陈瓞生

海外华侨代表（指派）

菲律宾第二分部 梁为杰

西贡金瓯分部 欧家荣

联义分部 林达生

西贡美狄分部 许英荣

日里棉兰分部 梁如九

西世金分部 陈有庚

日本东京第二支部 宋垣忠

日本神户分部 刘土木

暹罗分部 陈美堂

菲律宾龙马总地 赵鸿 协鹏

西贡薄寮分部 何觉非

澳门 蔡芗林

邹永成的人物生平

湖南省新化县（今隆回县）人，1882年11月21日出生于新化县罗洪乡一个书香之家。系著名舆地学家邹汉勋之曾孙。1903年，应伯父邹代钧之召，赴武昌协办舆地学会，阅读了《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思想日趋激进。1904年春回湘参加华兴会，奉黄兴之命，潜赴江西吉安，与黎明望等组织赣江团（又名黄自强公司），暗结附近防营，图谋响应。因华兴会起义事泄，江西机关被迫解散，返回湖南。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学习。1911年春，宋教仁、居正等同盟会骨干在其寓所集会，决定回国后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长江流域武装起义。他专程回国，筹集资金。获悉黄兴将在广州黄花岗领导起义的消息，便将祖遗祭田100多商抵押给伯祖父，得2000元经费，在宝庆河街岭设联络机关，召集当地革命党人，伺机策应。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潜赴武汉与焦达峰、孙武等计议两湖起义事宜，不久与焦达峰返湘，分头运动新军和会党。焦达峰等在长沙起义后，他与谢介僧、葛天保等在宝庆（今邵阳）也发动了起义。宝庆宣告光复，他被推举为副都督。他又回到新化，组织民军，光复新化城。焦达峰等惨遭杀害后，他愤然离湘赴鄂，襄助谭人凤组织军队,准备北伐。不久，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他见同盟会领导大多妥协，深感民主共和将成泡影。1913年4月20日，写下绝笔诗：“轰轰革命十余年，驱逐胡虏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遂跳入黄浦江，幸被渔民救起。

1913年夏，他与詹大悲、宁调元等共商讨袁事宜，被黎元洪发觉，下令通缉，逃回湖南。以湘豫联军第三军军长名义，借蒋翔武、程子楷等督师岳州，准备举兵北上。不久湖南督军谭延闿取消独立，他和程子楷等逃亡日本。同年12月在日本成立民义社，任副社长，继续组织力量反袁。1915年夏回到上海，创办《救亡报》，大造反袁舆论。年底回湘后，在梆州召集散兵2000人，编为湖南第一旅，自任旅长，参加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谭延闿重新执政湖南后，军队被解散，他去广东。

1917年回湖南，任督军署中将高等顾问。次年起任湖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1921年任广州大元帅府中将高等顾问，孙中山圈定他为国民党一大代表。1923年任军政部高等顾问。北伐战争中，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六军中将参议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9年回湘参加反蒋倒何（何键）活动。1930年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撰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1955年6月逝世,终年73岁。

坪上镇的坪上人文历史

　　民族觉醒与会党活动时期　　1、余于三十六岁前尚泥于试帖词章，未研究时事。乙未年（一八九五年），馆于村内义学，遇邹价人先生经过，款而留之，谈论皆古今中外大事，瞠目无所对，心甚恧焉。丙申年（一八九六年），聘为村内教习，余亦师事之，思想因之一变。丁酉、戊戌、己亥三年，购阅时务报与新民丛报，感触愈多。拳匪乱后，邑中留学诸子，感受激刺，假期归国，盛称道日本之强，由于倒幕后，施行种种新政；革命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矣。（谭人凤《石叟牌词》）　　按：谭人凤者，本省享誉海内外之激进民主主义革命家也。字石屏，新化（现隆回）人，辛亥时期，反清革命几无役不从，同盟会中颇受尊重。湘籍全国辛亥领袖人物，声名仅次于黄（兴）、蔡（锷）、宋（教仁）之下者，即先生也。谭氏早期革命思想受邹价人、周叔川影响较大。　　校友小传之二：李景侨传　　李景侨（1887－1936），字抱一，以字行于世，湖南新化长塘村人。大同学生，周叔川、邹代藩著名弟子，民国时期湖南著名报人，主笔《湖南大公报》达20年之久。一生著作等身，计有《老子今义》、《墨经光学发微》、《周秦诸子札记》、《诗说》、《诗经动植物今释》、《新化明末兵祸考》、《开梅山考》、《昭山名称考》、《魏周胡汉姓氏及唐明赐姓一览》、《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谱学源流》、《太平天国战事本末》、《邹叔绩先生年谱》、《李秀成年表》、《老子辩辞》、《墨子学说今释》、《长沙报纸史略》、《湖南省城古迹今释》、《湖湘技击纪闻》、《乱楮间杂记》、《病中杂记》、《抱一文录》、《莳竹读书记》、《倚碧楼杂记》、《吾乡方言之研究》、《游记》等，多收入《抱一遗著》中。抱一先生终生景仰周（叔川）、邹（代藩）两先生，一心光大周、邹事业，对大同高等小学堂新校舍建设贡献良多。抱一对周、邹革命故事相当熟悉，撰有《周叔川先生传》，惜英年早逝，未有更多母校史事资料留存于世。　　2、癸卯、甲辰（一九O三、一九O四年）二年间，余于邑城文场内办小学堂，时奉集勋、罗锡藩、曾立三、曾乾伯等任资江速成两校教习。暑假时戴石屏由日本归，寓余校，密告以有有力者谋于省城举义，询可与共事者，余以奉、罗等对之。旋邵阳李洞天、肖立诚，武冈唐镜三相继至，并称宝庆教习李燮和热心。遂约定肖、李任邵阳，唐任武冈，燮和任安化，吾邑则公推周叔川为主任。周君大同团巨绅，创办学校有年，留学生多出其门下，且近约奉、罗二人在该团与洪家结社，故群奉之。通信机关则暂设余校，兼印就章程党证及显浅讲义，遣洪家首领谭恒山携赴辰沅一带通声气，此甲辰秋间事也。迄冬季，会商继续办法，公议余与叔川任奔走，戴、曾、奉、罗续任资江教习，约提半薪为交际费，议定后，余校遂解散。　　乙巳正月十日（一九O五年二月十三日）偕叔川由隆回赴辰沅，下常德，沿途接洽颇称心。叔川趁船赴东京，余返照料，抵家时，己四月（五月）中旬矣。适隆回主任刘纲领遣人来邀，再至，党员已达数百人，体强健壮，奕奕有神。盖刘为该地富绅，故效果速而地方亦不惊也。　　世道之衰也，辄不免口道德而心盗贼。如以上所与订交诸人，不多有此类耶！庄子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周叔川、戴石屏（谭、戴两石屏）奔走罹病；李洞天、刘纲领为国捐躯，身固死矣，而精神自在。余则心既死去，谓之行尸走肉可耳。顾犹且凭尸作厉，或预毁湘库弹药；或冀作洪宪功臣；或潜报云南机密，则未免恶作剧矣。莠乱苗，佞乱义，孔子以为德之贼；吾无以名之，亦名之曰贼而已。（谭人凤《石叟牌词》）　　按：此段叙述，是有关周叔川革命活动目前仅见的最为详细的记载。各种史料有关周叔川革命活动的描述均以此为据。陈天华之《周君辛铄事略》对叔川先生开展维新事业（办学、办报等）叙述较详，但该文作于清亡前，加之陈天华“与君虽为同县，知君之事甚少，兹所叙者，仅其十之一二耳。又君之怀抱，今尚难披露，愿俟之异日。”于先生革命事迹未着一字。陈天华者，辛亥最著名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也，周氏门生，肄业于叔川先生所创办之新化实学堂，后留学日本，走学生民主革命一途，与叔川会党革命一途殊异，是故对先生事迹仅知一二。所谓“又君之怀抱，今尚难披露，愿俟之异日”语，乃出于保护先生家人及同志免受清政府迫害矣，并非于先生革命情事全无所知。然，陈君亦于当年年底为激励革命在日本东京蹈海自杀，其“俟之异日”之愿终未得实现。先生事迹遂少闻矣！呜呼，为国奔走，为国捐躯而默默无闻者，不知凡几，先生精神，吾等后辈当铭记之，追随之！　　另，石屏先生所忆可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叔川之与洪家结社，组织会党革命，早在黄兴一九O四年组织华兴会并长沙起义之前已有经年，并有相当基础。此次，留日学生戴石屏居间联络，但并具体计划，且各自进行。因此，华兴会长沙起义于当年失败，并未影响宝庆一带会党之组织活动。其二，叔川在新化会党中享有崇高威望，同时，为联通革命声气，曾于一九O五年偕谭人凤赴湘西（辰沅、常德）联络当地会党，成效显著，已然资、沅、澧三水公认领袖，若天假叔川先生数年，先生必有所表白于天下，其声势当不让萍浏醴起义之下。其三，叔川革命已被清府侦知，赴沅、澧联络会党后未再返大同团，直接趁船赴东京（后因病在上海滞留了几个月），抵东京未几，身死异域。　　2、六月（一九O五年七月）赴广西，时李经羲为巡抚，郭人漳统带防营，冀改新军，禀办随营学堂，李抚调蔡松坡为总办，湘中士子争往赴焉。广西警察学堂总办曾叔式君，余莫逆交友也，五月（六月）杪同松坡电余赴桂。余因广西与湘有密切关系，且随营学生多同乡俊彦，可资联络，因以隆回、辰沅各处交接，委托谢君介僧、毕君春深主持，盖二人皆同志，特聘为村内小学教习，兼司机关者也，于是带罗儒烈、彭笏卿、邹元和三学生往。（谭人凤《石叟牌词》）　　按：谭石屏先生此处文字是我所见关于谢介僧的最早记录。谢介僧，大同学堂早期学生，其叔父谢映星，周叔川、谭石屏同志，亦大同团巨绅，会党首领。叔川赴日后，谢映星接任大同团团总。谢介僧由是得识石屏先生。此后，谢追随谭人凤革命，为谭忠实助手。　　校友小传之三：谢介僧并陈作新传　　谢介僧（1887-1945），名国萃，字介僧，亦曰介轩，湖南新化坪上村人。聪颖有识，年少取秀才。追随周（叔川）、谭（人凤）革命，宝庆起义时负责联络。事泄，于1906年随谭人凤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同盟会，与黄兴、焦达峰等友善。陈作新于湖南弁目学堂读书时，即由谢介绍加入同盟会。因之，谢介僧于会党和新军中均有影响。辛亥革命时，谢与邹永成负湘省南路革命之责。十月三十日，谢于宝庆得长沙光复消息，即与邹永成等联络市郊五丰铺巡防营管带张贯夫率兵直攻宝庆，知府、知县惊慌而逃，府城光复，被推举为宝庆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时，组织民义社反袁。因对民国政府不满，愤中山事业未成，返家深居简出。1945年病故于坪上。　　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人，农村知识分子出身。初任第二十五混成协排长，后因宣传革命被迫离职。湖南党人准备起义期间，陈负责联络军队。湖南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旋被立宪派分子谋杀。　　附：谢介僧菩萨蛮词一首　　菩萨蛮　　无　题　　浮名一掷何须顾，　　风涛万里来时路。　　孤雁怯春寒，临风人倚栏。　　血花珠海渡，折剑沉何处？　　流水怨生离，呜咽小桥西。　　注：此词作于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为起义总指挥，时谢介僧奉命在湘组织同盟会策应广州起义事。败讯传来，众说纷纭，黄生死未卜。谢悲愤交加，为国急，为友忧，乃作此词寄意。辛亥时校友留存文字资料不多，诸君如今后有所发现，望奉献以飨同学。　　3、（一九O六年）故此次出走，先赴维山访叔式，次及大同团。大同团者，周叔川开化地也，同志甚多；叔川东渡后，谢映星继为主任，其侄介僧因隆回风潮，由村内小学避走，亦未得晤，故往访焉。均不遇，居周君濬夫家，留候及十日。叔式有贤母，濬夫有贤父，两叨厚待，故特志之。　　适谢介僧自长沙赶至，亦得于伊家公开之人和庄提出百余金，于命尧蓂率赴洪江、辰沅一带散处，邀截烟商（注：鸦片烟商）。　　七月杪（九月中旬），次儿二式送到银元百余枚，遂于八月初偕谢介僧去长沙，沿途览胜，骇目惊心，往日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至此则爽然若失矣，因就其所见志之。　　（十月、十一月间）余颇具冒险性，闻人言航海颇苦，曾不介意，及抵黄海，狂风大作，船随簸颠，闷极，始信人言之由于经验也。时同伴谢介僧、谭献侯、晏孝荃皆呕吐，余亦昏晕不能起，瞑目静卧者及二日。迨及长崎，风平浪静，神始爽。（以上均谭人凤《石叟牌词》）　　按：宝庆各地会党联合起事，后因故流产。以上是谭人凤事败善后及与谢介僧离家远赴日本之记录。其中提及大同团乃周叔川开化地，同志甚多，语中对周君事业不无仰慕。曾有学长蒋君对我主编之《曾经》“编后语”一文所提之“坪上文明之始，始于大同高小创立”论断提出商榷，谭石屏先生说法可资佐证也。此后，大同民族革命被民主革命所代替，宝庆之顺利光复，实基于早年周叔川所奠定之宝庆一地雄厚之革命基础。　　书生意气与民主革命活动　　1、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由杨笃生主持，“于会中密组一暗杀团，在横滨密赁一屋为制造场所，黄克强、周来苏、苏鹏咸预其事……研究爆炸物十余种”，“欲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　　按：一九O三年四月，沙俄侵略军违约不从东北撤退，激起中国人民之拒俄运动。东京湘籍留日学生在黄兴等领导下组织“士曜会”，鼓励挺身杀敌，破坏现状。旋即，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组成抗俄义勇队，后义勇队改为学生军，组织实弹练习，意气激昂，精神发越。五月，学生军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其中，周来苏、苏鹏，我大同校友也，早期东渡日本留学，即接受民主革命思想。

历史论文:辛亥革命中的湖南志士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清朝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是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与前一个人才群体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有的成员原本就是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而且还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受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与前一个人才群体略有不同的是，该人才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这些留学生身居异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民族危难的刺激，认识到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于是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以推倒这个王朝作为奋斗目标。这个人才群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激进的、叱咤风云的的革命志士。如长沙人黄兴、杨毓麟、秦力山、毕永年、章士钊、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陈天华、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胡元�，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黄�、周震麟、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伯渠，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平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后来又都在日本东京或国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9人中，湖南籍的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960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156人。由于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阵营，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同盟会的活动与斗争，无论是组织的、宣传的、武装暴动的，抑或是暗杀的，都凝聚着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尤其是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孙中山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两百人抵挡清军两万人，是“不可以常理论的““非常的战斗“，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