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简介(董仲舒是个什么样的人？汉武帝为什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正是汉代制度逐渐确立的时代。

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史记》《汉书》都未有明确的记载。，历来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如苏舆《董子年表》认为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生年当在公元前 200 年至前 196年之间，卒年当在公元前 107 年至前 104 年之间，寿命 90 多岁。美国学者桂思卓在中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 195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105 年左右[3]。这与周桂钿的看法接近。其实这些看法都是推测之词，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得出董仲舒的确切生卒年月，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董仲舒生活时代的了解。

《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据此，董仲舒至少经历了惠、文、景、武四朝。根

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董仲舒在汉景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博士了。《汉书·五行志上》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说明董仲舒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汉景帝时，而其对当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则在汉武帝对策之后。

汉武帝即位之后，先后发动了三次举贤良对策的活动，分别是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对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元光元年的说法最为可信。武帝之所以举贤良对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治理才能让国家达致天下太平。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所发的举贤良诏书中看出。如元光元年五月诏书说“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汉书·武帝纪》）在武帝看来，三代的尧舜、周代的成康当政时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都是他应效法的对象。他诏举贤良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唐、虞、成、康那样的盛世，“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这同样以五帝三王为楷模，以桀纣为教训，欲实现古代盛世所谓的“王道”。

汉代是在推翻秦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秦代是一个相当残暴混乱的朝代。汉代要想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基础上实现王道是相当困难的。在董仲舒看来，汉代如果想得到好的治理，必须改制、更化。所谓改制、更化，就是改变秦制，实现汉制。

对于武帝的策问，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予以回答。他认为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知道天道，天道任德不任刑，，治理国家也应以德教为主，刑法为辅。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以法为主的秦制，实现以德为主的汉制。在第二次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申明了他的改制思想，认为“《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秦朝的灭亡在于“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以文德教化天下。董仲舒认为，汉武帝当时虽然并有天下，内外率服，有太平之致的景象。但一般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太平景象，关键在于“王心未加”。如果加以“王心”，那么就会实现三代的王道。那么如何加以“王心”呢？董仲舒认为在于“兴太学，置明师”，以教养士人，然后就可以得到优秀的人才。任用这样的优秀人才就可以宣化君主的德教，使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恩泽。在第三次对策中，改制思想仍然是董仲舒论述的重点。

他说“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捄者，救也。在董仲舒看来，道是没有弊端的。弊端的出现只是道的偏失。，三王虽有不同，然皆是救弊扶衰的结果，都是顺应天命的表现。，王者的改制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对于道的实际并没有改变。在董仲舒看来，当时汉代在大乱之后，应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认为忠、敬、文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教方式，三者处于循环关系，前者如有弊端，就会用后者进行救治。汉代处于周、秦大乱之后，，要用夏代的“忠”来进行救治。

董仲舒的春秋学对两汉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儒家经学之中，不但对春秋学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易学、诗学、尚书学、礼学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董仲舒之后，儒家经学真正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者也有了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正当途径，从而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