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正确赏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不能把它当作一篇游记或者散文来读，而要将它当成一部志怪小说来读，因为它本身就不是游记，而是一篇志怪小说。

自《桃花源记》诞生以来，长期被归入“游记类散文”或“记传类散文”。实际上，《桃花源记》不是散文，而是一篇小说，并且是魏晋时期最伟大的玄怪小说。由于古代学者对于“小说”与“散文”不作区分，仅是笼统地用“古文”或“文”来加以概括，于是《桃花源记》是游记或者散文的观点便一直以讹传讹的传到今天。就连鲁迅也把《桃花源记》归纳命名为“志人小说”，并通过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广泛的影响给每一个读者。

鲁迅先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呢？因为先生始终认为“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先生始终没有解释陶渊明为什么就“未必拳拳于鬼神”呢？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想象力的诗人，陶渊明是完全有能力撰写出像《搜神后记》这样一类的志怪小说的，他本身具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过中国小说由晋至唐的演变。他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又说“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也就是把《桃花源记》排除在志怪小说之外。

什么是“志怪小说”

那么，什么是志怪呢？我们知道鬼怪之事，神异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或极其罕见，现实生活中，确实又存在着鬼神灵异的异闻。宇宙无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今天的人们都没有办法管窥宇宙的奥妙，更不要说一两千年前的魏晋时期了。在魏晋六朝那样一个神仙之说、佛教神异遍天下的时代，产生许多神异之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既然有这些传说故事，那么自然有人去搜集整理，去记录而成，就产生了中国的志怪小说。从这个角度上去解读，志怪小说是经民间传闻而后来写定的作品，属于科学蒙昧时代的记实文学。

，民间异闻在流传过程中很有可能经传播者或记录者的为求新奇而添枝加叶，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些叙事与情节的合理虚构，就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幻设”。

从《桃花源记》的内容上看，武陵渔人在捕鱼时不意发现洞穴，从而进入其中，在实际生活中是很有可能的事。中国南方溶洞很多，进入之后发觉别有洞天，也是常事。桃花源实质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小社会，这在古代也很常见。，武陵人由洞穴进入桃花源，很难说他不是“记实”而是“幻设”。

《桃花源记》是志怪小说的证据

《桃花源记》的“幻设”有两处: 一是桃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邑人妻子，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隔绝。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很难相信，桃源中人能六百年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是完全孤立的社会。试问，六百年中，他们如何繁衍？如何解决衣食住行诸多问题？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是不存在的，小的群体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这段话是虚构的。

第二处虚构是渔夫告太守后，太守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也不符合常理。渔夫出桃源时，“处处志之”，去城里转一圈后，怎么也找不到路了，可信度不大。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只有这样才符合志怪小说中“虚幻之设”不可重现的特征。

小说本身就不同于纪实文学，它是可以虚构或者想像的。魏晋时产生了大量玄怪小说，基本上都是作者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等各种思想一起糅杂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绘出各种各样的玄虚世界。因而魏晋文学有个特点，它们是当时玄学与宗教思想的反映，也就是当日那些清谈名士的浪漫生活与浪漫心理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士林，渗透到士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迅速地改变着士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情趣乃至风度容止。所谓玄学，不过是魏晋时期士大夫出于逃避险恶政局和挣脱儒家思想羁绊的需要，杂糅传统思想典籍“三玄”（《易经》、《老子》和《庄子》）和佛家思想加以改造，藉此超脱污浊的社会现实，以追求心灵自由为旨归的思想潮流。 在诗歌、散文和小说方面，玄学都有体现。体现玄学的小说，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志怪小说”的那些小说。

想象性的虚构是志怪小说成熟的标志。陶渊明生活在玄学流行的时代，他的人格和文章不可能不受到玄学的影响。《桃花源记》寄寓陶渊明对于淳朴社会的向往，桃源中人“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社会图景，形象地再现一幅“小国寡民”的社会观，《桃花源记》与《老》、《庄》思想有深刻的联系。

《桃花源记》中的桃源，幽眇难测，忽有忽无，正是《老子道德经》中那种 “凡有者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的有无关的客观反映。

《桃花源记》的内容分析

《桃花源记》中的桃源，是一个“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仙境，东晋时候武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等美景。这根本不是人间，而是仙境。陶渊明自己在《桃源行》中也说过“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这个桃花源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仙源”，是老子“小国寡民”的实验场，也是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

《桃花源记》的主人公——武陵渔人离开桃源时，里面的人叮嘱他一定不能告诉别人，“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一出来，便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在某种心理的驱使下，“处处志之”，并且一出来就去报告了太守。这个渔人的人品很差，说话不算话，所以桃源这片神奇天地便对他关上大门，他再也法找到入口了。陶渊明在这里，用巧妙的手法，嘲讽了人性中的丑陋。

渔夫一开始能在无意间闯进桃源，在于他没有任何心机，完全是无意的。他出来后，带着目的去寻找，不但他找不到，连同样带着功利性目的的太守和隐士刘子骥也无法找到那个神秘的入口了。大家可以品，细品，这是陶渊明对人类淳朴自然心性的赞美和功利心的鞭笞，对不对？

《庄子》上有则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遇到一个老翁抱着沉重的水瓮浇园子里的菜，非常费力气。 子贡建议他改用先进的桔槔取水，但老翁却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道之所不载也。吾羞而不为也”。很显然，陶渊明在写《桃花源记》的时候，受到了《庄子》这则故事的影响。

所以《桃花源记》是陶渊明在魏晋玄学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下，描绘出来的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它存在于“有”和“无”之间，只有没有机心的纯朴者才能进入这个“仙源”，它存在的基础是“以无为本”；而它的结局必然是“必返于无”。《桃花源记》是一篇充满玄远意蕴的玄怪小说。

搞清楚了《桃花源记》的性质，我们再来看看如何赏析这篇杰作。

陶渊明写过一组《归园田居》的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他理想中的田园是十分相像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封闭式“小国寡民”的理想之地，桃花源是诗人为美化自己家园而进行的艺术创造的结晶。《桃花源记》是利用书面语言对《道德经》的解读和改写，是将老子的思想田园化理想现实化和彻底诗化了。桃花源的和谐世界，或者说诗人的田园生活，也就被注入了老子哲学的情思，从而更加流光溢彩。

老子的“小国寡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而陶渊明通过对理想化的生活的描绘，展现的是一个和谐社会内部的生活形态、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关系。与老子相比，陶渊明实现了从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飞跃，创造了一个契合人类生活理想的自然国度。

陶渊明并非现实和历史的看客，他在远离尘嚣的，还始终把自己镶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

元熙二年六月，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禅位诏书中有“夫或跃在渊者，终飨九五之位”一句。陶渊明心怀悲愤，将自己的“渊明”之名更为“潜”，以这种特殊的指称方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实际上，桃源中人的“避秦时乱”，指的就是刘裕篡位后的大开杀戒，剪灭异己。

在《桃花源记》中，桃花源中的一切美好风物都是借助渔人和渔船的前进展现给读者的，桃源中人和“渔人”的对话，实际上就是诗人自我同“渔人”的对话。《桃花源记》对田园生活进行了美化，但又不局限于这种美化，还有对文化和历史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源记》高超的艺术性。正如陈寅恪所说，通俗的题材和常见的形式承载“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桃花源记》用通俗的题材和常见的形式承载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使其成为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桃花源记》是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理性反思，桃花源内的无限圣洁与桃花源外的无穷罪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陶渊明在轻松、优美的叙事中不经意间深刻地揭露了历史罪恶，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现实。

一千多年来，在中国诗人心中，桃源仙境始终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具有永恒的魅力。在陶渊明的理想社会中，借鉴了老子以来的哲人们的社会理想，并根据人们的意愿和时代的要求，融入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从而使他的理想社会既有“乐土”文化传统的深厚底蕴，又显示出时代性的新特点，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理想情结的最高表现形态，成为古代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