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2019年5月5日，99岁的韦绍兰老人辞世。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又少一人。

1944年的冬天，24岁的广西姑娘韦绍兰被日本士兵抓走，在慰安所遭受了三个月非人折磨，期间怀了身孕。逃出慰安所后生下了一个孩子。韦绍兰是唯一公开儿子身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在那三个月，韦绍兰被野兽们折磨。此后的一生，她被“慰安妇”这个身份折磨。

韦绍兰生前多次表示，她有生之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向日本讨回公道。

2010年12月，她和儿子向日本政府递交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请愿书”，但一直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道歉及回应。

如今，这位说过“这世界真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的老人家走了，再也等不到日本的道歉。正应了那句话

她们在等日本道歉，日本在等她们死去。

回望那段家国痛史，像韦绍兰这样遭受身心折磨的中国女性并非少数。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她们的一段血泪往事。铭记历史！

▲韦绍兰是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二十二》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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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1日，江苏如皋。

听到汉奸带鬼子到村里抓花姑娘，周粉英带着娘家一个妹妹从家里拼命往外跑，跳过一条小河，躲进一户农民家的磨房。

这次带队抓花姑娘的是伪乡长的老婆。她熟门熟路，一下子就找到了周粉英她们。

周粉英和妹妹被抬上独轮车，胡乱捆绑着，像赶集卖猪一样，被推着上路了。约摸颠簸了七八里路，她被送到了镇上一个旅馆。

旅馆房间住满了女人，还有人陆续被抓来，总共有40多人。

日本人给她们编号，胸前别上一块布做的牌子。

编号根据长相来定，周粉英是1号。

周粉英长得美，在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她身材好，人很干净，经常撑起阳伞走路，有时还戴花檐帽，头发盘个髻，从来梳的一丝不乱。

那个时候，美丽意味着高风险。

很多女人的做法是捧起锅灰往脸上抹。但被逮到之后，心眼坏透的二鬼子（汉奸）总会适时地端来一盆水，让女人们当着日军的面洗脸。

周粉英待的中兴旅馆，已被改成了慰安所。她接下来的命运是成为一名“慰安妇”。

这一天是193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廿二日，周粉英的22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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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离如皋白蒲镇500多公里的武汉，17岁的袁竹林应该生下女儿不久。

做母亲之后，她需要外出做佣工。

四处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工作并不好找，短工时有时无。

第二年春天，一个名叫张秀英的武汉当地妇女到处招女工，说武汉没有工作机会，但湖北其他地方有旅社急聘清洁工。

袁竹林报了名。报名的，还有七八个小姑娘。

她们上了船，沿长江下行，想到马上有工作了，一路有说有笑。

次日到达鄂州。一上岸，日本兵已在等候她们，强行把人带到一座庙里。

庙门口有荷枪的日本兵站岗。袁竹林反应过来，哭喊道“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

日本兵端着刺刀，把她们赶了进去。

庙已经被改成了慰安所。一进去，就有人命令她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袁竹林她们不肯。

张秀英的丈夫出现了。他让人用皮鞭抽打这帮不听话的小姑娘。

身体检查后，每个人取了一个日本名字。袁竹林被叫做“雅子”。她长相出众，高挑俊俏。

每个人分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房门口挂上木牌，写着她们的日本名。

袁竹林接下来的命运也是成为一名“慰安妇”。

▲被日军强征到中国的朝鲜慰安妇正在渡过黄河。这张照片最早由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发现，经他的不懈调查，揭开日军慰安妇罪恶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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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期间，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掳掠当地妇女建立慰安所。

比如，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在无锡裹胁了3000名妇女，在杭州被抢的女人多达2万人。

各地设立的慰安所数量也很惊人。南京至少60处以上，武汉、海南均与此相当。

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调查统计，上海各类慰安所至少83处。

绑架、强迫、欺骗，是日军在中国征集“慰安妇”的惯用手段。

不幸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则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等。

包括周粉英、袁竹林在内，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逼做这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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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阅了大量史料，发现了更让人愤恨的事实强征“慰安妇”、经营慰安所的，竟然往往是我们的同胞。

南京沦陷，日军特务机关指令当地汉奸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

地痞流氓乔鸿年粉墨登场。他陪同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先后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

乔鸿年重点搜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同日军用3天时间强征了300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并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

伪政权的工作重心似乎也放在这上面。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当时就听说，“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慰安所）。

几乎同一时间，在芜湖，地痞姬斌重复了乔鸿年的无耻。

姬斌到处威胁、哄骗年轻女人，占用一家叫凤宜楼的旅社为日军开起了慰安所。

凤宜楼慰安所内，被哄骗、胁迫而来的女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姬斌还曾带日军在芜湖一尼姑庵内绑架年轻的尼姑，投入凤宜楼。

特殊年月，人性的暴露最为彻底。

在湖北孝感，15岁的蔡玉华被一个黄陂口音的中年男子从家中强行拉走。走前，男子放下300元。

蔡玉华很快被送到武汉中山大道附近一家旅馆，几个日本兵冲进来，扯下她的衣服便开始轮奸。

在江苏东台三仓河小镇，日军向当地维持会提出“需要姑娘”。维持会的代表说“这个镇没有妓女，可以从附近的村庄中找些良家姑娘。”

几天后，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至日军驻地，在一幢较大的民房里设立了慰安所。

▲日军在上海设立的一处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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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搜捕周粉英的伪乡长老婆，以招工名义诱骗袁竹林的武汉女人，同样暴露了同胞间的丑恶。

周粉英的记忆中，鬼子天天来，来的人都不一样，还有的带着刺刀直接冲进房间。

她只有尽着鬼子的要求，痛心痛肺，却像小猫小狗一样地活。

袁竹林第一天做“慰安妇”亦如噩梦。到了鄂州慰安所的次日上午，日本兵就在每个房间门口排起了长队。

她晚年回忆“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此后，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隶。

很多日本兵欺负袁竹林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肯用避孕套。一段时间后，她怀孕了。

她尝试逃跑，马上被抓了回去。日本人很生气，按住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孩子也流产了。

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与屈辱，是民族的，但更是个体的，是周粉英的，是袁竹林的，是无数留下名字以及未留下名字的受害者的。

▲日军军官不仅强迫中国妇女提供性服务，事后还要与“慰安妇”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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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人性偶然散发的一点光辉，才能够拯救陷入魔窟的“慰安妇”。

大约半年后，如皋白蒲镇伪政府里一个书记员可怜周粉英，花钱把她救了出来。

书记员要周粉英跟他过。周粉英不愿意“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

他让她回家了。

周粉英有丈夫，叫倪金城，比她大5岁。他们团圆了。

，她的婆婆不让她进家门，邻居们也都在议论她“这个被日本鬼子弄过的女人”。

倪金城让她重新进了家门。他对她说“你长得漂亮，是日本人把你抓去，并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怎么能怪你呢？”

两年后的一天，周粉英早上醒来，发现倪金城不见了，从此杳无音讯。

她心里明白，丈夫是为了报仇，杀日本鬼子去了。

袁竹林遇到的“好人”是一个日本下级军官，名叫西山。1941年左右，西山允许袁竹林回家探望。

一年来，家中变故，袁竹林几乎举目无亲。她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返回鄂州，找了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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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中国籍“慰安妇”，没能熬过来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日军对“慰安妇”采取杀人灭口政策，有的被关进山洞用机枪扫射殆尽，有的被用毒气成批地毒死，有的被投进水井里或活埋。

广州姑娘黄惠蓉，16岁时被抓当了“慰安妇”。当时约有100名姐妹一起被押往海南，到达黄流镇只剩下40多人。

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成为日军性奴隶后，多次逃跑，并拒服避孕药，后有了身孕。日军为示惩罚，将她剖腹致死。

1944年滇西大反攻时，中国随军记者潘世征目睹了残酷的一幕。他在战地报道中写道

我军攻克了腾冲几个敌人工事的时候，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有已经腐烂了的，有刚才打死的，有的手脚还在蠕动，惨不忍睹。

苏智良认为，75%左右的“慰安妇”，在战争中已被日军虐待而死。

▲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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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的，亦不容易。

她们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却还要面对世俗与政治的双重歧视。

日军投降后，袁竹林找到她母亲，唯一在世的亲人。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母亲情不自禁讲了袁竹林被强逼为“慰安妇”的经历。结果，居委会干部指责她是“日本婊子”。

袁竹林在武汉偶然发现了当年骗她入火坑的张秀英。她马上找来户籍警察。那个警察却告诉她“这种事算了，没办法查。”

因为是“日本婊子”，1958年，袁竹林被迫下放到了北大荒米山建设兵团，一去17年。

▲晚年的袁竹林信奉基督教。

周粉英也等来了噩耗。

1950年3月，她接到一个文件。这才知道丈夫倪金城出走后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当年在一次战役中牺牲。

那个当年唯一爱护她的人，真的不在世上了。

▲周粉英生前在家中接受苏智良等学者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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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沉默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哪怕数十年的沉默伴随噩梦。

时光荏苒，等到社会开始反思与直面那段历史，等到她们终于有勇气讲出那个噩梦，她们已经垂垂老矣。

1998年，袁竹林含泪公开讲述她的遭遇，指证日军暴行。时年76岁。

2006年，她在广东湛江逝世，至死等不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

2007年4月26日，姜伟勋读报知道“南京唯一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于前一天病逝。他把消息念给失明的母亲周粉英听。

听着听着，周粉英流泪了。她同意儿子将她的遭遇向社会公开。时年91岁。

一年后，周粉英逝世，走完了艰辛的一生。

2019年5月5日，坚强的韦绍兰老人也走了。

现在，仍然在世的公开的中国籍“慰安妇”幸存者，仅为个位数。一段痛史很快归于尘土。

日本政府就在等这一天，而我们，能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1.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苏智良《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陈丽菲《“我是1号”——周粉英老人二战时期被强迫为“慰安妇 ”的访谈史料整理》，《史林》，2010年增刊
   

4. 经盛鸿等《南京慰安妇的血泪——对南京侵华日军慰安所的最新调查报告》，《百年潮》，2007年第5期
   

5. 苏智良、陈丽菲编著《“慰安妇”与性暴行》（《日军侵华图志》第19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