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什么)

半个多世纪以来，“枫桥经验”的底色始终如一，但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化解社会矛盾，逐步拓展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

灰衣中年男子在调解中心情绪激动，拍桌而起，纸杯里的水因震动溅出。他的青筋暴起，双眼圆瞪，嗓音越来越大。而坐对面的短发女子毫不示弱，站起来指着男子的鼻子尖声叫嚷。正当双方剑拔张之际，毛仲木这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及时介入，将他们分开。这一幕发生在浙江诸暨市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而毛仲木正是这里的资深调解员。

过去的六年里，毛仲木成功调解了700多起矛盾纠纷。他深谙此道，面对激烈的争吵场面早已习以为常。在将双方分开后，毛仲木和同事将着手处理这起纠纷。他们的目标是化解矛盾，这是枫桥镇的传统。

20世纪60年代，枫桥镇出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这一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被全国各地效仿推广。在2018年的前11个月里，联合调解中心成功解决了超过270起纠纷，其中不乏毛仲木的参与。每当提及此，毛仲木总是点燃一根烟，表示他打算继续工作两年，直到70岁正式退休。

老齐接到民警的电话，称有两个河南人因喝酒打架需要调解。他迅速起身，跟随民警前往处理。作为在店口镇生活了17年的河南人，齐克刚如今已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同时他还担任了“新店口人先锋队”的会长。

这一切的起源要追溯到十多年前。店口镇是诸暨市的工业重镇，拥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主要来自河南、江西、安徽等地。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外来人口难以融入本地社会，常常与老乡们抱团取暖，对本地人和其他省份的打工者保持防备心理。这给店口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

店口镇派出所副所长王钢回忆称，在2004年以前，外来人口聚集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时，如何化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成了店口镇最大的困扰。后来，店口借鉴了枫桥的经验，从2004年开始“以外治外”的方式。通过邀请“外籍警察”来调解老乡们的矛盾，店口发现了一批热心肠的外来工内部领头人。他们在遇到纠纷时愿意出面调解，成为外来务工群体中的“和事佬”。

这些领头人在老乡中很有威望，他们用自己的方言调解矛盾，效率极高。像齐克刚这样的热心人，用河南话化解了酒后打架的纠纷，仅用了十几分钟就使两位老乡达成和解。实现外来工自治后，店口镇的治安状况明显改善，大规模的多年未再出现。

除了在外来人口治理中应用“枫桥经验”，“枫桥经验”还被用于企业管理。富润集团是诸暨第一家上市公司，在职工矛盾化解方面一直积极。在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看来，关爱职工的规章制度有助于企业稳定。当富润面临股市危机时，通过借鉴“枫桥经验”，顺利度过了难关。

“枫桥经验是个筐，一切社会治理的方法都能往里装。”诸暨市一位基层干部如是说。店口镇和富润集团的做法是“枫桥经验”在不同地点、不同行业的延伸。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枫桥经验”的本质仍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冲突。

72岁的陈信龙白发苍苍，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文件夹，展示出一摞厚厚的档案。这些都是他多年来积累的调解案例和社会组织的努力成果。社会组织的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像一道桥梁，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理解。陈信龙是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他手中所持的承诺书，象征着村民们对未来红白喜事办理的崭新承诺。这份承诺，意味着他们将按照村里的标准来操办红白喜事，摒弃盲目攀比的老习惯。

过去，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在诸暨民间极为盛行。即便是一般农民家庭，也会为了操办一场宴席而花费十几万元。酒席的每桌标准高达1500至2000元，龙虾等高档海鲜必不可少；每位宾客还会收到一包，连小孩子也能得到红包。三年前，陈信龙为小儿子办婚礼，办了75桌酒席，仅礼炮就花费了几万元。

这种大操大办给村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人为了一次酒席，甚至要搭上一两年的积蓄，或欠下外债。但如果不这样做，又担心被人嘲笑，面子上过不去。酒席标准节节攀升，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诸暨市于2018年6月鼓励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移风易俗。陈信龙作为村里的长辈和威望人士，被选为红白理事会的会长。他坦言，红白理事会的成立给了村民们一个合理的台阶，让他们可以正当减少开支。承诺书规定了宴请的规模与标准，如每桌酒菜不超过800元，不使用高档烟酒等。这样一来，一次红白事就能节省数万元。

节省下来的钱，许多村民选择用来做公益。直埠镇紫草坞村的“小布衫”公益组织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向村民募捐，然后用这些钱帮助村里的困难村民。“枫桥经验”近年来的也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无论是“新店口人先锋队”还是“小布衫”、红白理事会，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公益性的社会组织。

从密度上看，诸暨市社会组织的发展领先于国内大多数地区。随着市民参与公益的意愿越来越强，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几乎覆盖了每个社区。目前，诸暨市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的社会组织2232家，参与人数占常住人口的18.8%。

相对于，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更容易获得认同。比如诸暨市手拉手爱心服务社组织的关爱失独家庭的公益项目，每月都安排志愿者家访失独老人，陪伴他们聊天。负责人王海江表示，许多失独老人非常需要他人的陪伴，这就是社会组织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公益并非易事。“一米阳光”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宣学军就面临着诸多挑战。他创立该组织已有十年，关注自闭症儿童和问题青少年的成长。但近年来，随着志愿者积极性的下降和资金的匮乏，他感到力不从心。管理公益组织其实是件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社工知识做背景。草根公益组织多由普通人发起和运营，很少有人系统学习过社会组织的运营。宣学军感慨道：“遇到这么多困难，就是因为团队的专业性太差。”在引导公益组织发展方面必须发挥作用。

“枫桥经验”的精髓在于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社会组织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专业性的提升，公益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公益组织在社会运转和募资过程中面临着专业性和资金的双重困境。专业性的不足会阻碍组织的运行和筹款能力，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则使得公益组织难以聘请专业的社工。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诸暨市开始采用公益创投的方式扶持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不仅为公益组织提供资金扶持，更致力于提升其专业性。在诸暨市的公益创投项目中，通过前期答辩、项目考核评估等方式，对公益组织进行严格的筛选和指导。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社工老师为公益组织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包括资金使用、人员配备、项目设计等方面。这相当于逼着社会组织接受专业培训，改掉不良习惯，并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实际项目中。

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微妙且复杂。需要找到社会组织真正需要的支持方式，用正确的方法去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既要给社会组织足够的自主发展空间，又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规范和引导。这是今天“枫桥经验”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除了公益创投，诸暨市还通过采购、定向委托的方式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这表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充分释放社会组织的能量，必须将资源下沉到基层，推动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诸暨市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尽管有挑战和困难，但和社会组织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例如，枫桥镇的那起工伤纠纷，虽然双方心理预期仍有差距，但在几次调解下，双方的诉求正在慢慢靠拢。这给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的漫长道路和持续努力的重要性。

通过公益创投、采购等方式，诸暨市在社会治理方面摸索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这条路径既提升了公益组织的专业性，又解决了其资金困境。也在逐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规范。这是诸暨的经验，也是中国其他县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