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简介(请问各位书友，《淮南子》这本著作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顾名思义，这本书包含了光明宏大的道理。刘安的父亲刘长是汉高祖的庶子，封为淮南王，刘安作为长子，承袭父爵，故亦称淮南王。这也是《淮南子》得名的原因。
刘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该书在继承道家思想的基础上，融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于一炉。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类。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淮南子》是古代议论文，采百家之长，集精华于一书，内容庞大， 可谓是一部“先汉学术史”，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理论著作，是汉代学者对汉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对我们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写作手法上，不是那么晦涩难懂，而是处处紧扣现实，并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文风新异瑰奇。
《淮南子》常常被视作有待发掘的学术资源宝库，以及厘清学术源流的重要标准及根据。明际郭子章《淮南子题序》中这样评价道：“自有子部以来，未有若是书有理而且备者。岂史称淮南好读书，无声色犬马嗜欲他好，专精于是书故与？”清代词人谭献也在《复堂类稿》中说：“《淮南子》为九流之铃钥。欲求百家之学者，当以此为权与。”
然而，《淮南子》的写作目的是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刘安在组织编写之前，就已具备了融汇各家学说之长的自觉。《淮南子》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沿袭、照搬诸子各家的学说，而是有取有弃、有赞有弹。刘安显然是在着眼全局，充分理解、消化了各家思想之后，才将其加以调和、糅合，纳入其理论框架的。高诱《淮南子·叙目》说：“其旨近《老子》”，大致是受了当时一般思想趋向的影响，后人也一般将《淮南子》归为道家，视其为“黄老道家”阵营中一员。然其书尤重《老子》，而较为轻忽黄帝的事迹、言论，从而与当时流行的黄老道家又有所区别。但就思想史而言，《淮南子》的学派归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在汉初的社会转型、学术转型过程中所取的态度与所做的贡献。在这一意义上，《淮南子》对先秦以来诸子各家学说的所作的汇集、糅合，其成就远远超出了汉代的其他著作。
汉初学术，尚致用务实。因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在复杂繁多，纯粹的理论兴趣很难大行其是。《淮南子》兼综各家，其真正目的也在于务实致用，确立理想的治国方案。汉初的中央朝廷，先是要收拾战争残局，使剧减的人口回升，恢复百姓经济；接着又要应对此起彼伏的诸侯王族的权力威胁；同时还要防止匈奴异邦的侵扰。当时的政治危机实可谓严重。因此，高、惠、文、景几任皇帝，日子过得都不安逸。这样，汉初的学者们所思考的，就常常是切近的现实问题。陆贾设法改变刘邦对儒学的态度便是一例。《史记·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遭到辱骂之后，并不气馁，仍以“顺守”、“逆取”之论说服刘邦，并成书《新语》。班固后来把“陆贾造《新语》”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相提并论，视为汉初最为重大的举措之一。经过陆贾的努力，原先鄙视儒生的刘邦甚至还特以太牢之礼祭孔。
汉初的几十年，政治与学术其实是分不开的。先有儒生帮助刘氏王朝定下典章制度；同时又有黄老道家倡导“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恢复经济；到了文、景年间，竟形成了“文景之治”这样看起来一派大好的局面。但皇帝的麻烦仍是很多，令他最为头痛的事情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如悼惠王刘肥占据齐七十城，元王刘交占据楚四十城，吴王刘濞占据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这些势力强大的诸侯王自恃国大势强，常常不遵王法，目五天子，甚至图谋叛乱。于是，皇帝与诸侯之间相互顾忌，勾心斗角，矛盾日益严重、激化。贾谊称当时的情况如“抱大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所以他主张“定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除了儒家，黄老道家也是汉初一支极为重要的学术力量。黄老道家为汉初的经济、政治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从一开始便具有官学的性质，表现出作为统治术的政治色彩。[7]但是坚持以黄老道学治国并非易事，同样阻力重重。《史记》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指景帝）及太子（指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既言“不得不”，可以想象，并非人人情愿采用黄老的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方，而多少带有被迫的成分。儒、道的互融与竞争，是汉初学术界发展的一条主线。但这时的竞争，并不是先秦百家争鸣式的学理化的辩论，而表现在各自的主张能否被当政者选择、采纳。这样的学术，一定是务实、致用的。因为选择学术的人所关心的是政治，关心的是面临的现实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至于理论本身是否深刻、精彩，则未必予以理会。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需要学术提供理论依据或指导，学术也需要政治提供支持与庇护。而学术是不掌握实际的权力的，所以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路向，顺从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的要求。换言之，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向当政者给出“有用”的东西。与此相应，汉代诏举贤良方正、茂材孝廉、置博士弟子员等措施，又从制度上强化了学术与政治相联的纽带。侯外庐先生认为，汉代士大夫所尚的学术一反古代的自由争鸣，而以利禄之路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