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县令；李白傲睨权贵，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呼声，一生狂放不羁，隐逸行乐。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处世准则主要是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

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宋书》记载，陶潜为彭泽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潜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挂印解职而去，并写《归去来兮辞》明志。读到此处，不由为陶潜的傲骨竖大拇指。

而后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直觉得心舒气爽，连呼快哉。为其铮铮骨气，几欲大唱赞歌，无奈环境不允，只好在日记中泼洒了几行墨水。

后来，读陶潜，读李白；教陶潜，教李白。大量陶李文本，铺展案头，触胸惹目。于是，心惶惶，神惴惴，气短短，色惭惭，汗涔涔。发觉自己天真，激动得太早，差点抽自己嘴巴了。

我愈来愈感到不是那么回事，自己高看陶李二位了。在一直都很官本位的中国社会里，官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尺，觅封侯是中国文人不衰的情节。他们从近权贵、谒权贵、攀权贵、事权贵，到鄙权贵、疏权贵、傲权贵、弃权贵，是有一个复杂过程的，个中缘由和伤心故事，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陶潜一生三仕，从祭酒、参军到县令，在权贵中俯仰了十三年，是很想借权贵之势，大济苍生，一展抱负的。直到他四十岁时，写《荣木》诗时，求干禄之心，依然直率迫切，毫无遮掩。其诗序曰：“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移，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又曰：“先师遗训，岂余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之遥，孰敢不至。”

而在他四十二这年，或许是权贵盛气凌人，仕途前程暗淡，抱负依然难展，妹丧之痛扑面袭心，一瞬间他看破红尘，悟透人生禅机。人生有许多决策常悬于一发，这是量变质变的临界，是灵性火山骤然的喷发。

至此一个背离官场，亲近田园的节士形象，赫然而出。

他在污浊的官场和纯粹的自然之间筑起了一道高洁的精神壁垒，在权贵和隐士之间竖起了一面猎猎飞舞的人格大纛，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了一条良知的彩虹。

有羁鸟、池鱼之感的陶潜，有误落尘网之悔的渊明，拒绝心为形役的五柳先生，鄙弃权贵，远离权贵，让我们的心灵激动，他“载欣载奔”的身影，擦亮我们的灵魂。

后来在故纸堆里，爬多了，我愈来愈意识到“权贵”的厉害，多少改革葬送在权贵手里，多少耿介之士栽在权贵脚下。砍头、贬官、流放，让改革家和耿介文士吃尽苦头，也让后人触目伤怀。你不得不扪心自问，权贵你得罪得起吗？权贵就像一柄好刀，轻轻一晃你就流血了，捂着伤口，却找不到伤你的刃。

甚至让你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想“达济天下”；你想“尽节报明主”；你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你想“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你想“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你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不近权贵，不谒权贵，不事权贵，又行吗？

（二）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唱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调的诗仙的李白，曾是很善借权贵之势，走权贵一途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助，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如此高远的志向，不借权贵之势，怕只有落空的分。

第一次入长安，他傍上了驸马爷张洎，欲一登龙门，无奈李白被驸马爷诓了。张洎将他安置在终南山玉真别馆里，不理不问，吃尽坐冷板凳的苦头。李白耐不住寂寞，游荡街头，闷酒之后，与走马斗鸡的公子王孙发生冲突，被打得鼻青脸肿。权贵未攀上，却触了霉头，李白灰溜溜告别长安，大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徒手而归。

李白还干谒过荆州刺史韩朝宗，捧上《与韩荆州书》。其文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荆，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历抵卿相。虽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义气，此畴囊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一番自我介绍，坦诚心迹，自吹自擂，谦逊早抛到九霄。接着再捧韩刺史曰：“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如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然后，如箭镞直射靶心：“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好在有典雅之文，吞天之势，若换成庸词，再肾亏气短，那就活脱脱一副谀相，丢死人了。

脸虽谄媚了点，腰虽微哈了点，言虽马屁了点，但为“安黎元、济苍生”，功名心切，失言失态，在所难免。

李老兄如此，其他骚人墨客，也难逃其咎。

孟浩然也曾用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干谒权贵，不过“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说得委婉含蓄，富有诗意罢了。

杜甫在长安也曾“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为功名计，杜大人干谒权贵，逢迎达官，投简赠诗，还向最大的权贵玄宗献过《三大礼赋》。而白居易干谒顾况时，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至此，完全可以气盛地对自己说，谒权贵并非丑事、恶事，大逆不道，只是要看谒之目的。若为施展鸿鹄之志，以权贵为进身之阶，不足为羞；若只为逞己志，进身之后，只图荣华富贵，中饱私囊，则耻焉。

此外还要看谒之手段，若失之卑劣，丧尽人格，则鄙也。今之跑官、要官、买官之流，多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得官进爵之后，其欲之贪，令人发指，当在可鄙之列。

（三）权贵可事，也能事，但要看怎样事法？

《唐语林》曰：“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明，轩然霞举，上下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把权贵事到这种分上，李白该能呼风唤雨、大展宏图了。可玄宗让李白供奉翰林，不过是让他作诗哄哄杨玉环开心而已，与朝政还只是擦边球。在玄宗眼里，李白与华清池小太监无异，不过是一个搓背擦澡，一个即席赋诗，都是讨皇帝老儿开心的主。

若能济苍生，安邦定国，青史留名，权贵还是能事的；若为事而事，事而壮志难酬，就事得不开心了。倘若再摧眉折腰，委屈自己的良心，则为正直诗人所诟病了。恐怕这也是“事”之底线。古之儒林，有许多“事”，是让人恶心的。今之官场，流传做官要“六要”。即脑要活，腰要弯，膝要软，舌要滑，眼要媚，声要嗲。以“六要”事，事领导之吃喝拉撒，事领导之七姑八姨，事领导之情夫情妇，事得上司开开心心，满满意意，这和过去皇帝身边狗奴才有甚两样。

私欲能够熏心毁人，功名也能迷心失性，古往今来，那些对功名有着多余痴情的文士，不知演绎了多少悲剧。他们不是把自己奉上政治理想的供桌，成为祭品，就是自投罗网，沦为权势倾轧的牺牲。

所以儒家处世准则中“穷则独善其身”，当是明智之论。也应成为一切渴求建功立业者的座右铭。不能为好官，倒不必忧心忡忡，视为遗憾；若不能为好人，倒真让人无限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