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意思是什么?背后有什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某些字眼和材料的筛选来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包括直书和曲笔两种。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直书现象虽屡遭君主专制的摧残，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的是一种正直敢言、不避强御的实录精神。
所谓“春秋笔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是孔子首创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有时一字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材料的筛选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看法。如《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就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再如，同样是杀人，又有“杀、弑、诛、戮”等不同字眼“杀”可指杀有罪之人，也可指无罪之人；“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诛”主要用于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以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是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简单的言语就透露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评判。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是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曲笔就是史学家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曲笔的表现，或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曲笔纯粹受制于主观情感。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曲笔视为“小人之德”。儒家思想对曲笔网开一面，甚至大加提倡。这是儒家在“入世”的过程中，用伦理纲常观念迎合君主专制社会的结果。儒家在大力倡导直书的，也承认了讳饰的合理性。这造成了儒家史学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以至公至正的秉笔直书约束口含天宪的皇权政治，“与天子争是非”（欧阳修《上范司谏书》）；又以合乎名教的曲笔讳饰迎合君主政治，“为尊者讳”。一般认为，儒家祖师孔子在修史中具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讳饰观念，即曲笔思想。作为十三经之一的《春秋》，儒家后学坚信是孔子所作，他们认为里面包含着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和为亲者讳的微言大义。这种为了现实政治伦理的需要而在修史中进行讳饰的现象，为后世儒家史臣在修史中曲笔讳饰奠定了思想基础。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这里要克服的不是来自权贵的干扰，而是作者自己的好恶和爱憎。
简而言之，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如果两者有冲突，要按当时的礼法标准来写。
实录是史学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直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接下来本文重点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以《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为例，具体了解“直书”这一笔法。
《晋灵公不君》选自《左传・宣公二年》。文章写晋灵公搜刮民财，残酷暴虐，最终被臣下杀死，赞扬了赵盾的敢于直谏、忠于国事和董狐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精神。孔子在《春秋》里写道“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按《春秋》的义例，凡是被杀的国君称名，是因为国君无道，这里称晋灵公夷皋的名，就是直书晋灵公无道。而在《左传》中称其为“晋灵公”，“灵”是他的谥号，谥法称“乱而不损曰灵”，此为无道君隐讳的说法。前面提到过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在文章中均有所体现。
一方面，尊重历史事实、据实书写。
题目中“不君”即不实行君道，直接贬斥晋灵公无道。文章里又记叙了四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体现他的“不君”“厚敛以雕墙”，即重敛赋税来粉饰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即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以取乐）；“宰夫熊蹯不熟，杀之，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即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杀了厨师，（把尸体肢解了）放在篓中，让女人们拿着走过朝堂；忠臣赵盾多次进谏，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屡次想杀掉赵盾。作者通过据实书写晋灵公不君的史实，批判了他的贪婪、荒唐、残暴，完全不实行君道。
与之相对，作者又通过记述历史事实，展现了一个忠于臣道的赵盾的形象赵盾身为臣子，他对晋灵公“不君”的行为直言敢谏，尽了忠君之职。赵盾在职守上是做到了宵衣旰食，他盛服待朝，“不忘恭敬”。从赵盾对待饿坏了的灵辄来看，又做到了养民惠民。赵盾的确是按臣道而行的一个良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左传》在记叙历史时，充分尊重历史真相，据实书写。而且通过选用典型史料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物、事件的主观看法。
另一方面，当客观历史真相与当时的礼法相矛盾的时候，按当时的礼法标准秉笔直书。
晋灵公昏庸无道，最终被自己的女婿、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死于桃园。，晋国的太史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董狐记事的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之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他逃亡，却没有逃出国境。按照当时的礼法，臣下逃离了国境，君臣之义就断绝了，就可以不承担效忠君主的责任了。第二，他回来后没有声讨赵穿。赵穿是赵盾的族人，晋灵公的女婿，按照礼法，赵穿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赵盾作为正卿，返回国都后应该立刻声讨赵穿，但据《左传》记载他没有。客观事实虽然是赵穿杀死了晋灵公，但在董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应该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也是合乎礼法标准的。
以上就是《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春秋笔法“直书”的特点，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以具体的事例来体现“直书”的内涵。
历史典故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晚年的孔子回到鲁国，整理文献，著述《春秋》，在编写《春秋》，记述历史时，孔子把自己的褒贬意见，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以至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他们觉得《春秋》连一个字都难以改动。
孔子在表达褒贬之意时，行文中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却通过细节描写，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主观看法。
比如，吴国、越国的国君自己胆大称王，而孔子在《春秋》里却把他们贬称为“子”;践土之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唤周天子去的，但孔子在《春秋》里却为周天子粉饰，说“天子到河阳去打猎”。
后世学者们将孔子的这种行文手法称之为“春秋笔法”，或称“微言大义”，比喻文笔曲折隐晦却又含有褒贬意思的写作风格。
孔子编撰《春秋》，记载历史人物和事件，寓褒贬于行文之 中，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如《春秋》经文“隐公元年”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揭示 了《春秋》此语隐藏的深意“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 奔，难之也。”《左传》指出，段不像兄弟，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 争，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之为“克”;把庄公称为“郑伯”是讽刺他有失教诲(事情的发展是庄公蓄意安排的)。《春秋》这样记载 就表达出了庄公的本心;不说“出奔”，是由于史官下笔有为难之 处。
这表明《春秋》以否定的态度对待郑伯、共叔段兄弟相争。又如，《春秋》经文“襄公十三年”云“冬，城防。”《左传》襄公十三年云“冬，城防，书事，时也。于是将早城，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左传》指出，《春秋》记载冬天在防地筑城这件事，是由于合于时令;当时打算早些时候筑城，臧武仲请求农活完了以 后再动工，这是合于礼的。
《春秋》肯定对在冬天修筑防 城这件事持肯定态度。《左传》成公十四年记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 传》指出，《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
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这是对孔子春秋笔法的一个很好 的说明。“褒若华衮之荣，贬如斧钺之严”是春秋笔法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