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小秘书邀请。

《三国志》称得上是信史、良史。因为作者陈寿，是个靠谱的人；而且，他原本就是三国时的蜀人，后来去了晋国，当时的不少事情，是亲身经历过的；再者，陈寿治学严谨，《三国志》写了十年，仔细推敲琢磨过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是私人著书，尽管不可能没有个人倾向，但外部压力干扰少，不至于让其昧着良心，歪曲史实。

先说陈寿。

陈寿，233-297，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以北)人。他的父亲，曾在蜀国将领马谡手下任职。

陈寿少好学，拜同乡、天文学家谯周为师。后来，他在蜀汉担任观阁令史，职责不详，大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正副馆长一类。当时蜀廷宦官黄皓擅权，陈寿不愿屈就奉迎，因之屡遭谴黜——看来，他还是蛮正直有骨气的。后来，他往晋，先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280年，晋灭吴。陈寿开始写作《三国志》，290年成书。

陈寿搜集了三国时官私著作，主要有官诏的王沈的《魏书》；官诏的韦昭的《吴书》；私撰的鱼豢的《魏略》。蜀汉不设史官一职，没有成文史，他只是收集到一些民间著述。 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古国志》、《益都耆旧传》，编有《蜀相诸葛亮集》等。

《晋书》中，列有《陈寿传》。

次说《三国志》。

《三国志》，原来是《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分别成书。到了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才合为《三国志》。

这样看，《魏书》所占分量最重，大约占了《三国志》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余下的是《蜀书》。《魏书》分量大，或许与其和晋是传承关系，属于正统有关；《蜀书》少，则与可凭依史料少有关。

另外，因《魏书》为正统，有“纪”、“传”；《蜀书》和《吴书》只有列传。三书均无“志”、“表”，这是《三国志》不同于《史记》、《汉书》之处。大概，一是因为陈寿所握材料有限，二是可能觉得不好处理。

此书面世后，好评多多。其他相关书籍都逐渐销声匿迹了。

约百年后，南朝史学家裴松之（372-451），见之大喜，倾力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以补原书不详之失——共引书约一百五十六种，结果，《注》比原书厚了好几倍，倒也大大丰富原著，且留下诸多宝贵史料——裴松之所引之书，大多已佚失。 清代，又有一个研究《三国志》的高潮。杭世骏作《三国志补注》六卷；潘眉著《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鉅写《三国志旁证》三十卷。他们在补注同时，还做了补表的事情。

当代大家卢弼，著《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约二百万字，将前人对《三国志》的研究广采博收，加以评判。被认为是关于《三国志》带总结性的著作，是现在《三国志》 最全和最权威的注本。亦被认为，是研究《三国志》的必备之书。

再说评价。

正面评价——

第一，古往今来，《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被认为是最好的“前四史”。《后汉书》由南朝范晔写于423-445年，比《三国志》晚了约150年。

第二，各代对《三国志》的具体好评，大致可概括为——“良史实录”；“取材精审”；“行文简洁”；“文采飞扬”，具体哪些人评价、怎么说，不多赘述。

第三，至近现代，大史学家们治史，涉及到三国时期，基本依据《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如钱穆的老师吕思勉老先生，他的《秦汉史》中讲到这段历史，所引用的基本是上述两书，可见其信史的可靠性。

负面评价——

第一， 叙述过简。 这是《三国志》确实存在的遗憾。或许陈寿当时有他不可言说的苦衷。好在有裴松之等，加“注”，再加“补注”，等等，多少弥补了缺憾。

第二，曲笔回护。 后人中，亦有不多的人，说陈寿论史，对某人某事有“曲笔回护”之嫌。这个事，其实必须历史地看待。陈寿不是圣人，他有个人的情感和选择表达自己看法的考虑。但是总体上，从古到今的大多数史学家，并不太认可这个说法。陈寿不论对魏、蜀还是吴，大的事件的表述和评判，是基本公允的。

第三，陈寿索米。 有后人说，陈寿写作《三国志》时，曾向当事人索要财物。传出这个消息的，主要是唐代的房玄龄一干人。他主编，并带领20人编著《晋书》，在《陈寿传》里搞了这么一出。书里说，陈寿要写丁仪，向他儿子索要“千斛米”，无果。一斛相当十斗，后来改做五斗。无论如何千斛米不是小数量。这个“传”里，还说到陈寿对诸葛亮记述的不公平，因为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还牵连到陈寿的父亲。但是后人考证，所说的这些应该不是事实。毕竟房玄龄那时候已距陈寿过去了将近400年。裴松之离陈寿的年代最近，他为何没说这些事呢？而且，后人对《晋书》的评价，主要就是两点问题——记述荒诞；史料不实。关于陈寿的负面描述，可能也被算入其中了。不过，房玄龄等也说了一句实在话——说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写史的人，谁能保证自己的著述百分之百的准确和正确？后人对一部史书的评判，也不会以百分之百真实准确这样的标准来评价——真这样做的，如果不是外行，就很可能是“气人有笑人无”的眼高手低之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