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中医药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医药活动，当原始人群应用简陋的石器和木棒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捕猎凶猛的野兽，切割动物的肌肉，敲碎骨髓等的，也会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和动物骨器切开脓包、割除腐肉、刺破放血等，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医疗器具。

在发明制陶技术后，人们曾利用尖锐碎陶片来切割脓包或浅刺身体某些部位进行治疗。当冶金术发明之后，又出现了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工具和针刺用具。当人类在寻找采集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能使人出现中毒症状或某些植物又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

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以致后来形成了经络学说。

火的发明与使用不仅对当时穴居部落起了重要作用，如熟食有利 消化食物，御寒、照明、驱散山洞中潮湿而改善居住条件减少疾病，而且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了许多医疗条件，如在烘火取暖中，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以消除因受冷而引起的腹疼或寒湿造成的关节痛，而逐渐产生了热熨法。

在长期火的烹调与饮食应用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许多食物治病的效果，尤其在混合菜肴的过程中，逐步地积累了汤剂治病的经验。所以自从人们应用了汤液治病，不但服用方便、药效明显，而且还扩大了药物的品种，减低药物的毒副作用，这在药剂方面是一大进步。后来又促进中药复方制剂的发展。根据文献资料表明，我国人民用汤液治病，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

由于偶然的原因烧灼局部皮肤，减轻了牙痛、胃痛等症状，又发现了灸法。由此可见火成了人类最早的医疗手段之一，对远古人类的保健事业曾经发生深刻的影响。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并在实践中不断运用自然科学文化充实和发展。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代，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下，医药卫生逐渐摆脱巫术的制约而趋于独立发展，由于人们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药物知识不断丰富，所以中医药学理论由此产生而发展形成。

秦景公时代的著名医生——医和就用大自然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 ”失和来解释病因，这在世界医学史是最早的病因观。

公元前5世纪，扁鹊(秦越人)用“望闻问切”四诊和针灸技术诊疗各科疾病。相传《难经》为他所著，这是一部古典医籍，其内容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它是秦汉以前数千年用药经验的朴素，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切脉诊病创始于扁鹊到《黄帝内经》已有了脉诊的基本理论。 虽然在《内经》时代仍以切全身脉的遍诊法为主，但也明确提出切脉独取寸口的方法。

两千多年前，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奠定。这部托名黄帝所著的经典系统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神农(远古)炎帝，生活在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10000年，称烈山氏，姜姓，传说中部落首领，亲自尝百草，探索植物的充饥和医疗功能。他被认为是中医的鼻祖。该图1974年在山西应县发现，图中人物面部圆润，赤足祖腹，披兽皮，围叶裳，负竹篓，举灵芝于山石间。

秦汉时期中医药学取得了重大发展，其中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深研古典医籍，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辨伤寒， 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实收方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 “方书之祖”。

东汉著名医家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为百姓治病。擅长麻醉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他善用针灸等方法。由于外科手术的方法并不是建立在“尊儒”文化基础上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并没有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但随着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疾病通过“文明”和“简便”的针灸、药物等内治法取代了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是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造就了中医学许多外病内治方法。

两晋南北朝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医学理论和临证医学成就的基础上 ，又得到了充实提高。西晋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稽古论今，撰成《针灸甲乙经 》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对后世针灸医学影响很大。公元701年日本政府制定医药职令时规定，本书为医学士必修书。

魏晋名医王叔和(公元265—317年)博通经方，尤精切脉，对中医脉学有独到见解，其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王叔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集古代诊脉法的大成，所著的《脉经》十卷，盛传于世，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内外交通的发达，为医药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公元610年，隋代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其中对一些病因病原理描述比较详尽科学。如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由于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外来药物日益增多，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20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成《新修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公元713年，日本官方就以此书的传抄本规定为学医的必读课本。

孙思邈(公元581～682)是唐代大医学家，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二书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 ，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唐代医学家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又是一部医方巨著，全书共40卷，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为后世整理保存了大量古代医学文献。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稳定，科技发展，中医药学取得繁荣局面。这个时期政府重视中医教育，设立“太医局”，培养中医人材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两具铜人，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校正出版历代重要医籍提供了重要支持 ，1057年，宋政府设置校正医书局，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有计划地搜集、整理、考 证和校勘。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刊行，流传至今。为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在中医药各科取得重要成就，先后有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宋慈《洗冤录》、官修药典《开宝本草》、《嘉佑本草》、《本草图经》等等。

金元时代由于连年战祸使疫病增多，迫使更新有效的医疗手段，所以出现了许多具有争鸣和创新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多用寒凉药物的刘完素;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的张从正;重在温补脾胃，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的李东垣;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的朱震亨。而且中药的“气化说”、“归经说”、“升降沉浮说”等理论，经各医学家阐发，得以体系化。

明代中医药文献整理和各科都有很大的发展，如徐春圃的《古今医统大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汪机的《石山医案》等等。而取得空前得成就的是中药学，其中突出的有两书，一是官修《本草品汇精要》，以工笔彩绘1358幅精美的药图而著名。

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所著的里程碑式药物巨著《本草纲目》。此书在前人本草著作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在他去世后三年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分类法，蕴含进化论思想，体例详明，用字严谨，它不仅是一部药物集大成著作，而且是一部研究动植矿物的博物学巨著，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它为“中国百科全书”。

明代我国已经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直到18世纪英国琴纳发明牛痘接种发明牛痘接种后才逐步代替，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 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所以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当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逐渐称为“西医”、“西药”。

民国时期，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科技发展缓慢，由 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废止中医的政策，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因而引发了中医药界的普遍抗争。尽管困难重重，但在中医药学术工作者的奋发进取中，中医药仍然有所发展。